透视机关作风病

   这是一句流行多年的话了,叫做“公事公办”。随着时间流逝,世事多变,这句话又被赋予许多含义。
   开始的时候,这话颇透着几分凛然正气。大约是70年代中后期,“走后门”之风初起,那时无非是把下乡知青办回城和把子女送去当兵之类的。为办个知青“病退”或“困退”的,就需要有关的证明,给小病的开个大病的证明,或者给没有困难情况的弄个困难证明,都得找人;至于把不够征兵条件的或者没有被选上的青年送到部队,更得求人。于是,穿白大褂的、街道办事处和武装部的有关人员都成了常被人求的热门人物,于是,千方百计托关系的、送礼的能把门槛踏破,那时候,送礼的水平还很“低”,无非是子弹(指香烟)、“手榴弹”(指好酒),但是在生活物资相当匮乏的那个年代,这些“弹药”的攻击力已经很强了。
   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给华夏大地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人们的面前有了那么多的机会和选择,第一拨人选择了出国留学或经商打工,第二拨人选定下海经商,第三拨人则把弄“指标”、“配额”之类的作为生财之道……但选择再多,关卡也多,对机关来讲,永远供不应求。所以,那些公安机关签证科的,那些工商机关管办照的,还有那些管着各种指标、配额的……等等,都成了被人求着、供着、拜着的“财神”了。一时间走“后门”之风更盛。这时,世风变了,送礼的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洋烟洋酒已是“小儿科”,不送个万儿八千的,恐怕人家那不屑的眼神就能弄得送礼者无地自容。在有些人那里,不托关系、不送礼或者不送些贵重的礼金,根本办不成事。他们用的还是那句话“公事公办”,意思也很清楚:你求我办的是你的私事,但是如果你不照办私事的规矩办,我只能按照公家的规矩卡你,让你月月年年地等着,让你办不成。
   到了90年代,出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熟人间办事时,须将此事是公是私说得清清楚楚,如果你或者忘了,或者笨嘴拙舌地一时没说清楚,人家定然问上一句:“公事、私事?”如果说是“公事公办”,那意思是说你看着办就是了,不用特别关照。如果说是私事则不然,就要你用上十分的力气去办,朋友之间关系如何,此时就是考验。此外还有一种办事方法,叫做“私事公办”和“公事私办”。“私事公办”指打着公家的旗号去办私家的事情,比如,开着公家的车,拿着公家的介绍信,动用公款宴请以疏通关系等等,而“公办私办”则是在公事当中碰到有利可图的项目,就把这项目从“公事”中择出去作为“私事”去办,从而也将那种种好处悄悄地吞了、分了。

管事的与干事的

   有个检查小组到基层去检查工作。办公室主任说:检查综合治理情况须找王秘书,了解安全质量要寻赵秘书,想知道生产经营情况得请张秘书,其他方面的情况就该问李秘书了。检查组问:那你干什么?主任答:有秘书干,我是管事的。
管事的不干事、干事的管不了事。其实,管事的人是因为他干事多才成了管事的,因为他为职工、为人民把事干好了才被称为人民的公仆。然而,现在一些管事的一旦手中有了管事的权,事儿一来,就一件不留地分给别人去干,而自己却在一边歇着。时间一长,这些事怎么干,怕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了。

对“检查”的几点检查

   不知从何时兴起,“检查”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超长的发展。层层级级、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搞检查,定期、不定期的检查,月度、季度、年度,接连不断;自查、互查、抽查花样翻新;对口检查、交叉检查、循环检查、专题检查、多项检查、综合检查接二连三;政府检查、社团检查、主管部门、相关部门、综合部门的检查联翩而至。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检查?粗略作些分析就不难发现,检查之中颇有一些问题值得重视:
   吃喝与检查关系密切。检查也属执行规章制度、纪律的一种,检查人员本应带着遏制已成当前社会一大弊端的吃喝风,但事实上基层单位的招待费用中,用于招待各类检查的占有很大比例,往往是被查的招待起来好客大方,而检查的吃得心安理得,被检查的为了得到检查的“好评”,总是千方百计招待,最起码也得让来检查的酒足菜饱。吃得喝得面红耳赤,昏昏然、飘飘然时便容易说好话了,所以有“吃得好,说得好”的“吃喝定调子”的说法。
   在名目繁多的检查活动中,检查的和被检查的都逐步地掌握了一些应付检查的本领。有的被查的在检查之前又是发通知、印材料,又是召开会议,全面布置,还得把计划、措施、制度等装订成册,张贴上墙。为了以示重视,还要临时拼凑与检查内容一致的所谓领导小组,挂上墨迹未干的所谓办公室的牌子。对这一切形式主义做法,检查的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汇报漫不经心,看材料一目十行,纯是走马观花。

“大锅话”盛行

   在某些干部包括担负相当责任的领导干部中,往往好讲官话、套话、老话、废话,从文件来到文件去,从“老几条”来到“老几条”去,讲的尽是原则性道理和程式化语言,味同嚼蜡,毫无生气,缺乏新意。不会自己讲话,也不敢讲自己的话,总是拿着准备好的稿子照念不误。甚至读起稿子来还结结巴巴,时有错漏。有的同志连开个小会,连讲几分钟话,也无法离开讲稿半步,怪不得群众批评某些干部吃的是“小锅饭”,讲的是“大锅话”,还说“大锅饭”正在打破,“大锅话”却很盛行。
   什么“大力提高”呀,什么“认真加强”呀,把小学课本里的褒义词一个劲儿地往里塞。“今天没有准备,随便给大家讲讲”。常听一些领导同志这样讲,似乎成了他们的一句“口头禅”。如果是出于领导的谦虚倒也罢了,可令人遗憾的是有的领导确实没有准备,却硬在会上“高谈阔论”、“信口开河”,且讲的尽是些模棱两可的含糊话,缺乏新意的陈旧话,人云亦云的重复话,不解决问题的原则话,不懂装懂的外行话,还有脱离实际的吹牛话。某干部为“随便说”亮起红牌:“随便说两句”干脆别说,“今天没准备”趁早闭嘴。

关于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现实生活中,这种繁琐而令人生厌的例行公文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不信吗?笔者的一位好友所在的基层单位每月收到的各类重复转发的文件不下三五份,多时十来份。最近收到一份文件的标题便是,关于转发××市××局《关于转发省××厅<关于做好当前……工作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这种例行公文一般都是照搬照抄上级的文件精神,一层一层,直到基层。究竟如何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贯彻落实,很少有分析性、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其结果只能是,层层传达了,层层知道了,层层没事了。积极意义不大,消极影响可不能低估。其一,它是文山会海的主要成因之一。谁都算得出来,可能谁都没有算过,假如一份中央或者部委的通知,省里转发一次,地市转发一次,县区转发一次,镇局转发一次,每次转发只增加一页文稿,全国累计起来,单单转发的文稿恐怕不会在十万页之下,重重翻印的原件可能已离万页不远了。这是多么惊人的数据,多么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其二,它助长了官僚主义的领导和工作作风。层层照搬照抄,可以不动多少脑筋,不花多少力气,不费多大周折。但深入实际没有了,调查研究没有了,分析判断没有了。长此以往,还谈什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谈什么积极探索,开拓创新。其三,它贻误了一些实事实办。一般来说,上级发一份通知,总有要办的事情,但层层抄转,就意味着层层不想真办、实办,只是对上应付差事,对下推卸责任;当今上级布置的许多事情,一级级传下来,到基层不是“雷声大、雨点小”、“雨过地皮湿”,就是“闻风不动,不了了之”,其根于不能说与这种层层抄转的老毛病而造成指导、督促不力无关。

“有关部门”在哪儿

   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自己的院里建房,各种手续齐全,却被乡政府强行将房扒掉,最终还被逼得流离失所,险些家破人亡。两级人大批示要认真查处此案,“有关部门”却硬顶着不办。
   一个精明强干的国有大型企业厂长上任后励精图治,屡有建树,将两个亏损企业扭亏为盈,前途无可限量,却莫名其妙地被“有关部门”另行安排工作,弄得刚刚起死回生的厂子元气大伤,职工怨声载道:“有关部门”却仍然一意孤行,非让厂长卷铺盖儿不可……
   只要打开报刊杂志,打开广播电视,这类“有关部门”让人听得耳朵生茧、看得眼睛发花,可这“有关部门”是谁?“有关部门”在哪儿?按词义讲,“有关部门”该是特指,即条条块块这系统那战线的对口(领导)单位,譬如被盗被抢打“110”报警,头痛脑热去医院,申告冤狱绝不会走进环保局等。这么想,“有关部门”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天经地义;而且也正是这方方面面的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协调、支持,才使得整个社会有条不紊的运转,道理简单、明白。
   也许越是简单明白的事情,现实生活中也许越复杂。尤其是当一件事(每每不是好的事、有负责任的事)要归结到一个明确的部门时,那称谓便立即“有关”起来。“有关”即成为有关系、有联系、有干系,但又不承担完全、全部的责任,这时,“有关部门”显得含混、模糊、朦胧,难得窥其真面目,难得讨个准说法。说白了,这样的“有关部门”最娴熟的工人得“踢皮球”,最擅长的本领是“推磨子”、和稀泥、撂担子。明明摆在面前义不容辞应该承担一切责任的事,部门(单位)一“有关”起来,就让人找不到门槛,摸不清方向,让人干瞪眼,干着急,多少本不该出现的悲剧就因此酿成,多少原本可圈可点的好事也因此弄成一盆浆糊。这类事情我们经历了多少,还要经历多少?!把“有关部门”明朗化、明晰化、明确化,真名实姓公之于众,责权得失分明,是功论赏,是过论罚,是罪论惩,而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则我们的工作效率定会大有提高,我们的社会风气定会大有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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